庭审不是秀场：刑事律师代理中的风险识别与边界把握

一起因律师在庭审中反复打断公诉人发言、擅自向旁听席出示证据而被法庭训诫的案件，在2024年的法律圈引发了不小的讨论啊。该案由某省级高院二审，辩护人系北京某知名律所合伙人。庭审录像显示，辩护人在质证环节多次以“程序违法”为由打断审判长指令，并将一份未经庭前示证的书面材料直接递交给旁听人员。法庭最终认定其行为构成“扰乱法庭秩序”，予以训诫，同时二审仍对案件实体部分作出了改判——这一看似矛盾的结局，恰恰为刑事律师代理庭审的风险与边界提供了一个值得剖析的切片。

法庭秩序与辩护权的张力

刑事庭审中，辩护权与法庭秩序的紧张关系几乎是与生俱来的。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赋予了辩护人发问、质证、辩论的广泛权利，但同样设定了“经审判长许可”的程序前提。问题在于，当辩护人认为审判长的许可本身就在压缩辩护空间时，冲突便难以避免。

前述案件中，辩护人的核心诉求是排除一份关键讯问笔录，理由是侦查阶段存在疲劳审讯。其策略是在质证时直接出示一份自行调取的看守所出入登记记录，试图证明讯问时间与登记时间存在矛盾。但这份材料既未在庭前会议中提交，也未申请法庭调取，而是以“突袭”方式当庭出示。审判长要求其说明证据来源并交由法警传递，辩护人则坚持“让旁听人员先看到真相”，将材料递向了旁听席。

这一行为的法律定性并不复杂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249条明确规定，诉讼参与人未经审判长许可，不得在庭审中随意走动、向旁听人员传递物品。法庭的训诫决定在程序上并无瑕疵。但值得玩味的是，二审在训诫辩护人的同时，仍然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，并最终以“不能排除疲劳审讯可能”为由排除了那份讯问笔录，案件因此改判。

风险的三重面相

这起案件折射出刑事律师庭审风险的三重面相。

第一重是程序性风险。庭审中的每一次发言、每一次举证，都受到刑事诉讼法和法庭规则的约束。辩护人容易产生一种错觉：只要实体上“占理”，程序上的瑕疵可以被宽容。但法庭秩序的维护具有独立价值，训诫、警告、责令退出法庭乃至司法拘留，都是法律赋予法庭的即时权力。前述案件中，辩护人虽然最终在实体上赢得了排除笔录的结果，但训诫记录会进入其执业档案，在律协年度考核和部分重大案件的代理资格审查中可能被提及。

第二重是执业纪律风险。全国律协《律师执业行为规范》第68条要求律师“尊重法庭”“不得以不正当方式影响依法办理案件”。当辩护策略从“说服法庭”滑向“表演给当事人看”或“制造舆论压力”时，执业风险便急剧上升。部分律师在敏感案件中倾向于将庭审视为公共舆论的延伸，通过社交媒体实时披露庭审细节、煽动旁听情绪，这种做法在近年已有多起律协纪律处分的先例。

第三重是实体辩护策略风险。前述案件中，辩护人的“突袭举证”虽然在二审中意外奏效，但这种策略具有极强的不可复制性。更常见的情况是，未经庭前示证的证据被法庭直接排除，辩护人反而丧失了通过合法申请调取证据、申请证人出庭等正规途径影响裁判的机会。程序性辩护的力度，恰恰取决于其规范性——越是严格遵循程序提出的异议，越难被法庭轻易驳回。

边界在哪里

刑事律师的庭审风险，本质上不是“敢不敢辩”的问题，而是“会不会辩”的问题。边界感的建立，需要从三个层面着手。

在技术层面，庭前会议的充分运用是关键。非法证据排除申请、证人出庭申请、调取证据申请，都应当在庭前会议中提出并固定争议焦点。庭审中的“突袭”并非勇敢，而是准备不足的表现。前述案件中，如果辩护人在庭前会议中就提交了看守所出入登记记录的调取申请，法庭要么准许调取，要么明确驳回并记录在案，无论哪种结果，都比当庭向旁听席递材料更为有效。

在策略层面，辩护人需要区分“对抗性辩护”与“对抗性表演”。前者针对的是控方证据体系和法律适用，后者针对的则是法庭权威和旁听情绪。前者是辩护权的正当行使，后者则可能触发法庭的秩序维护机制，反而压缩辩护空间。前述案件中，辩护人如果以“申请法庭责令公诉人说明讯问时间”的方式提出同一异议，同样能达到质疑笔录合法性的效果，且不会招致训诫。

在职业伦理层面，辩护人需要时刻意识到，其首要义务是对当事人负责，而非对旁听席或舆论负责。将庭审视为“表演场”，短期内可能赢得当事人及其家属的喝彩，长期看却可能损害当事人的实体利益——法庭在量刑时，完全可能将辩护人的不当行为视为“认罪态度”的间接反映。

庭审是法庭调查与辩论的场所，不是律师个人风格的秀场。刑事辩护的专业性，恰恰体现在对程序的尊重与运用之中。前述案件的一波三折提醒我们：辩护权的边界，不是对辩护权的限制，而是对辩护权的保护。当辩护人学会在程序框架内精准发力，其意见才更有可能被法庭真正听见。对于关注行政诉讼栏目、同时也关心刑事程序法治的读者而言，这一逻辑同样适用——无论在哪个诉讼领域，对规则的尊重，都是专业能力最直观的体现。